我已經很久沒有在上海度過真正的冬天。這令“真正”悄然而至時，略有些奇妙的驚異。事實上，在更早一點的時候，人們尚不知道“霾”為何物，日復一日的冬季清晨，與陌生的集體飄進無始無終的迷霧里是常見的。自行車的鈴聲足以清脆地打破它，或是人們口中哈出的熱氣自然與之交融，沒有絲毫惱怒。而如今，空氣卻成為了人人心頭的背景噪聲，像一種健康意識的勉力熏陶。這種對于絕對健康的極端向往，不免令死亡顯得更加冷酷。作為一個亞健康的人，我十分頻繁地拷問自己健康有什么用。可仿佛除了更舒適的虛度，并無他用。人們抵抗污染的空氣，實際上是在抵抗無常命運的強力。無疑這是徒勞的，但也無非是一種嘗試，要將無常納入有常，將科學之于命運的篡改之力發揮到可控范圍之內。如同卡爾維諾所言：對于一個人、一個社會、一種文化來說，只有當記憶凝聚了過去的印痕和未來的計劃，只有當記憶允許人們做事時不忘記他們想做什么，允許人們成為他們想成為的而又不停止他們所是的，允許人們是他們所是的而又不停止成為他們想成為的，記憶才真正重要。 這令我想起，最近看的兩部電影。 《寂寞心房客》里，公寓的電梯壞了，二樓的那位先生不愿意支付維修費用，因為他認為自己不會使用電梯。隨后，他被全樓限制使用電梯。因為一場受傷，他開始使用輪椅，于是即使居住二樓，他也不得不偷偷摸摸地乘坐電梯。他仔細地記錄了電梯運轉時間，發現只有凌晨四點半沒有人會使用，于是他在那個時間出門，推著輪椅滾過重重迷霧，去醫院的自動販賣機買食物。在那里，他遇到了出來抽煙的女護士。護士問他是做什么的，他脫口而出：“我是國家地理雜志的攝影師。”這個謊言令他之后全部的行為都圍繞著“攝影師”來型塑。他開始背上一個傻瓜相機出門覓食，用拍立得的照片制作影集，對著電視機里的自然風光拍照，護士問他，“你一定去過很多地方，埃及好玩嗎？”他只能說，“當地人很熱情。”當他最終鼓起勇氣對女主說，“我可以給你拍張照嗎？”女主同意了。然而，隔天的凌晨四點半卻籠罩著各種擾攘，電梯被卡在一樓無法開門，為了給女主拍照，他不再介意被人發現，瘋狂地咆哮，扒開電梯門，甚至從輪椅上站了起來。一步一踉蹌地走過工地，走過夜晚濕氣與粉塵的縈繞，走到天亮。他倚著墻對女主說，“你笑一笑。”她回答，“我笑不出來，不然你說個笑話。”他說，“其實我不是攝影師，我的相機里也沒有膠卷。”女主這就笑了，以為這真是一個笑話。 而《我記得》則更為殘酷。老人院中，一位喪偶的老先生得到一個病友提點，告訴他他曾經是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受難者家屬，殺害他家人的行刑官隱姓埋名生活在德國數十年。老先生有失智癥，睡一下醒來就會忘記所有的事。于是，病友將這一切都寫在信上，老先生也在手臂上寫著“讀信”。他的另一條手臂，刻著猶太囚犯的編號。他以為自己是一個猶太人，一路出發去報仇，路遇許多人，有同情他的囚友，或是納粹二代。他睡睡醒醒，一再清洗著自己的記憶，又通過那封信喚醒知覺。直到最后，他找到了那一位行刑官。行刑官意外抱住了他，告訴他，“我知道你一定會來找我的”。他卻拿槍指著他，逼他在子女面前承認自己是罪犯。行刑官萬般無奈，告訴他，“其實你也是，你要找的那個人就是你自己，你手臂上的編號與我連號。”他們曾經一起殺人，后來又一起隱姓埋名。最后老人殺了對方，自己也飲彈自盡。新聞播送時，那位老人院的病友如釋重負，他說自己才是真正的受難者。他指使一個失憶癥納粹重走創傷之路并完成了自相殘殺。 這兩則小品，均是記憶再造，均是一種身份的布置及命運的控制。是我們本已習以為常的霾害，終于通過喚醒的方式，重新建構觀看的方式。會這樣想，是因為地球并不會毀滅，無論pm2.5沖破多少極限。會毀滅的只有人類，只有這因無知而舒適的虛度。 >>>更多美文：心情隨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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